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也许是在第十一个小时，也许是第十五个小时。时间的刻度在持续的恐惧中变得模糊，像被水浸泡过的字迹，只剩下一些暧昧不清的痕迹。
我是被热醒的。
不是普通的发热，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热，像有人在我的骨髓里点了一把火，火苗顺着血管往全身蔓延。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花板在旋转，应急灯惨绿的光在我瞳孔里拉出一道道残影。
潇潇背对着我，坐在床边，肩膀微微起伏，她在哭。无声地哭，那种把声音全部吞进肚子里、只让眼泪往下掉的哭法。
“几点了？”我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玻璃。
潇潇没有回答。
我撑起身体，浑身上下每一条肌肉都在抗议，关节像生了锈的合页，转一下都卡得生疼。我抬起手看手表，表盘上的数字在跳舞，我眯起眼睛聚焦了好几次才看清——
凌晨四点十一分。
极昼的凌晨没有黑夜，窗外依然是白晃晃的天光，冰山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钴蓝色的光泽。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任何分界线，只有温度计上不断攀升的数字在提醒你，有什么东西正在你的身体里疯狂地繁殖。
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滚烫。
“你发烧了。”潇潇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枯叶，“烧了有一个小时了。”
我想说“没事”，想笑一下，想说“可能就是普通感冒”。但这些词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因为我看到了潇潇的眼睛——红肿的、布满血丝的、泪水还没有干透的眼睛——我知道她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骗不了她。
小雅还在睡。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小脸埋在枕头里，头发散了一枕头。我看着她，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种比恐惧更让人窒息的东西——绝望。
纯粹的、无解的、让人连挣扎的力气都提不起来的绝望。
“把口罩戴上。”潇潇递过来一只N95，她自己已经戴上了。舱房里的空气净化器在嗡嗡地响，这是我们从船上商店“借”来的，潇潇说聊胜于无。
我接过口罩，手指笨拙地勾住耳带，扣在脸上。铝条压住鼻梁的时候，我闻到口罩里面有一股淡淡的化学味道，像是某种消毒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去医院打针，消毒棉球擦在皮肤上的那种凉意，带着刺鼻的酒精味，预示着疼痛即将到来。
我靠在墙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张扭曲的脸。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直到它开始变形、扭曲、像活了一样在视野里蠕动。是发烧让我的感知开始错乱，还是我已经开始出现幻觉？我不知道。
“我要出去。”我说。
潇潇猛地转过头来看着我。
“我们有食物有水，够撑两天的。”
“不是为这个。”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天花板上那张脸还在，还在动，“我要去找药。退烧药、抗生素、止血药、输液用的东西。如果有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能撑到救援来，我们需要这些。”
潇潇的眼眶又红了，但她没有哭出来。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看，嘴唇翕动了好几次，像是在反复咀嚼同一句话，始终没有说出口。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她不想让我出去，因为我已经在发烧了。我的身体正在变成一个病毒加工厂，每分每秒都在生产数以亿计的病毒颗粒，通过我的呼吸、我的汗液、我的每一寸皮肤向外扩散。我走出这扇门，不是去拯救什么，而是去传播什么。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我不去找药，等到小雅也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抱着她，在这间十五平米的舱房里，看着她烧到四十度、抽搐、呕吐、出血，然后——
我掐断了这个念头，像掐灭一根点燃的导火索。
“你把安全链锁好。”我说着站起来，头晕了一下，但我稳住了。我从桌子上拿起那瓶用了一半的碘伏，往纱布上倒了厚厚一层，捂住口鼻，用胶带缠了两圈。又套了两层塑料袋在脚上，用胶带封住裤腿。
潇潇站在我身后，手攥着我的衣角，一直没有松开。
“潇潇。”我说。
她的手在发抖。
“潇潇，松手。”
她松开了。
我拉开门的那一瞬间，听到她在身后说了一句很轻很轻的话。
我假装没有听到。
因为如果我真的听清了那句话，我就没有勇气走出去了。
她说的是：“如果你不回来了，我怎么办？”
走廊里比上一次更黑了。
应急灯大部分已经熄灭，只剩下零星的几盏还在坚持，发出昏黄的光，像是快要耗尽电量的手电筒。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甜腻腐臭味比之前浓烈了至少十倍，浓到让我干呕。但胃里什么都没有，呕出来的只有酸水，顺着纱布的边缘往外淌。
地上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些东西。液体、固体、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物质。它们以一种违反重力的方式附着在墙壁上、天花板上、门把手上、每一寸没有被忽视的表面上。我的脚踩在地毯上，发出黏腻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声响，噗嗤，噗嗤，每一步都像踩在某个柔软的、正在腐烂的东西上面。
走廊尽头有一具尸体。
不，不是一具。是三具，或者四具。它们堆叠在一起，像被随手丢弃的麻袋，肢体互相穿插，分不清哪条腿属于谁，哪只手搭在谁的胸口上。我没办法辨认他们的面容，因为那些面容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肿胀的、发黑的、表面布满了水泡和裂口的东西，勉强可以称之为“脸”。
其中一个人的手垂在地上，指甲盖已经全部脱落，露出抓住什么。
我绕过去的时候，那双没有指甲的手忽然动了一下。
不是尸体痉挛。是手指在慢慢地、一根一根地蜷缩起来，像是某种深海生物触手在缓慢地收缩。
我愣在原地，盯着那只手看了三秒钟。三秒之后，那只手的主人发出了一声呻吟——一种我从未在任何人类身上听到过的声音，介于哀嚎和叹息之间，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下传上来的风穿过裂缝的声音。
他们还活着。
有些人还活着。
躺在尸体堆里，腐烂了一半，还活着。
我开始跑。
不计后果地跑，在那些黏腻的、滑溜的表面上狂奔，好几次差点摔倒，但我没有停下来。我不敢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就会听到更多的呻吟、更多的哀嚎、更多不属于任何已知语言的低声呢喃。
医务室在二楼。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去的。楼梯间里的景象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了，我的大脑自动对这些信息启动了屏蔽机制。我只记得一扇又一扇的门从我身边掠过，有些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有些门关着，门缝里渗出暗红色的液体。
医务室的门大敞着。
灯还亮着。
里面的景象比我预想的要糟糕一万倍。
医务室不大，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两张病床，一个药柜，一张办公桌。但现在，这两张病床已经被占用了——不对，不是占用，是淹没。床上的病人已经无法分辨性别和年龄，他们的身体膨胀到了正常人的两倍大，皮肤绷得像随时会炸裂的气球，表面布满了紫黑色的网状花纹。
地上还有六个人。
或者曾经是六个人。
其中五个已经不动了，身体呈现出蜡像般的光泽，五官被肿胀的面部挤压得几乎消失。第六个人还在动，但不是用四肢在动——她的身体在以一种波浪般的方式在地板上蠕动，像一条搁浅的鱼。她的脊椎骨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每蠕动一下，就有一声沉闷的骨裂声从她体内传出来。
她的眼睛是睁开的。两只眼球已经完全变成了暗红色，角膜浑浊得像磨砂玻璃。但她似乎还能看到我——她的头缓慢地转向我的方向，嘴唇张开，一条暗红色的血线从她的嘴角淌下来。
她在说什么。
我听不清。
我蹲下来，把耳朵凑近了一些。
“水。”她说，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飘忽、微弱、像风中快要熄灭的烛火，“求求你，水。”
我转身从办公桌上找到了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拧开盖子，凑到她嘴边。她试图伸手接，但手臂抬到一半就软绵绵地垂了下去，像一根被折断的树枝。我只好把水瓶倾斜，让水滴落在她的嘴唇上。
她几乎是疯狂地吞咽着那些水滴，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一个渴了太久的人终于找到了水源。十几滴水下去，她忽然剧烈地呛咳起来，从喉咙深处喷出一大口黑血，溅在我的手上、袖子上、口罩上。
我本能地往后一缩，但已经晚了。
血是温热的。
溅在皮肤上的感觉像是被人用舌头舔了一下。
我低头看着手背上那摊暗红色液体，大脑在那一瞬间变得空白。不是我吓傻了，而是我的大脑在替我做一个决定——如果我现在去想这意味着什么，我会崩溃。所以它替我屏蔽了这一切，让我能够继续呼吸，继续心跳，继续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转身、走向药柜。
药柜锁着。
锁是那种简单的挂锁，我用从办公桌抽屉里翻出的一把剪刀撬开了。药柜里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各种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止血剂、输液袋、注射器、退烧药，还有几盒我没有见过的针剂，标签上是挪威语，我看不懂。
我把所有能拿的东西都塞进了一个急救包里，塞得满满当当，拉链差点崩开。
转身要走的时候，那个还在蠕动的女人忽然提高了声音。
“不要走。”她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大到让我无法假装没有听到，“求你了，不要走。”
我站在那里，手里提着急救包，脚像被钉在了地上。
“给我一个痛快。”她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血水里捞出来的，沉重、潮湿、带着铁锈的味道，“你知道的，我撑不过去了。求你了，给我一个痛快。”
我的手伸向急救包的侧袋，那里有一把我在厨房里找到的剔骨刀，刀刃很长，很锋利，我用报纸裹了好几层塞在里面。
我的手碰到了刀的握柄。
金属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传遍全身，像一道微弱的电流。
然后我松开了。
我把手从急救包里抽了出来，转身看着她。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呼吸越来越浅，胸腔起伏的幅度几乎看不出来。也许再过几分钟，也许再过几小时，她就会自己走完最后这一段路。
我没有资格替她按下那个快进键。
“对不起。”我说。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因为在我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她停止了呼吸。
医务室的门框上全是手印。我不知道那些手印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手印层层叠叠，新压旧，旧盖新，有些是红色的，有些已经变成了黑色。
我越过那些手印跑出去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呻吟，不是哀嚎。是笑声。
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医务室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那种笑声不像是觉得什么东西好笑，更像是某种不自主的、痉挛性的发声，声带被气流冲过，发出没有意义的高频震动。
笑声追着我出了楼梯间。
我跑上三层楼，跑到舱房门口，猛拍门。
门开了一条缝，潇潇的眼睛从缝里看出来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她整个人都垮了一下——那种看到你还活着、还能喘气、还能站在这里的瞬间崩溃。她的肩膀塌了，嘴用力抿住，鼻翼翕动了几下，把那一声即将冲出口的哭声硬生生咽了回去。
她拉开门让我进去，然后迅速关门、上锁、拉安全链，动作依然是一气呵成。
我放下急救包，摘掉口罩，大口大口地呼吸舱房里的空气。口罩已经湿透了，不知道是汗水还是血水，或者两者都有。我的手上全是已经干涸的血迹，指甲缝里嵌着黑红色的垢。
“你流血了。”潇潇指着我的脖子。
我低头一看，脖子侧面有一条细细的划痕，大概两厘米长，像是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不深，只是破了表皮，渗出一丝血迹。但那条划痕的位置太致命了——它在口罩的覆盖范围之外，直接暴露在走廊的空气里。
空气里全是病毒。
我知道。潇潇也知道。
她拿来碘伏棉签，仔细地给我擦拭那条划痕。棉签划过皮肤的时候，碘伏蛰得我头皮发麻，但我没有动。潇潇的手很稳，稳得不像是一个在致命病毒包围圈里的女人。
“这个伤口暴露了。”潇潇说，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数学公式，“你可能会被感染。”
“我已经在发烧了。”我说。
她没有接话。
小雅还在睡。
她一直在睡。
我从医务室带回来的那些药里，有退烧药。潇潇倒出一粒，让我吞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味泛上来，我灌了大半瓶水才把它冲下去。
然后我坐在靠门的椅子上，看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走。
退烧药效果不明显。体温还是三十八度七，没有往上蹿，但也没有往下掉。关节的疼痛倒是减轻了一些，或者只是我适应了那种疼痛。我开始记笔记，用小雅画画用的彩色铅笔，在便签纸上写下我所有能记起来的症状：发热、关节痛、乏力、咽痛、轻微的恶心、轻微的头痛、轻微的——我不知道该叫什么——有种皮肤
不是真的有虫子，是神经末梢在异常放电。皮肤底下像有无数根细针在缓慢地刺穿、拔出、刺穿、拔出。
潇潇没有睡。她就坐在床边，一只手搭在小雅的身上，眼睛一直看着我。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都没有说话。
直到小雅醒了。
她坐起来，揉着眼睛，头发乱成一团，脸上还带着枕头压出来的红印子。她先看了看潇潇，又看了看我，然后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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