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
艾奇逊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以港督府或相关部门的名义，发一封‘邀请函’，邀请易瑞东先生参加一个关于‘港岛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座谈会。在会上，我们可以安排几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或退休官员，对他提出一些‘友好’但尖锐的提问，比如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新闻操守，如何避免个人历史背景影响报道客观性等等。
让他在公开场合接受质询，削弱其‘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光环。如果他应对不佳，自然形象受损；如果他表现出色……那也至少表明了我们殖民地政府对他的‘关注’和‘重视’。”
威尔逊心领神会，这全套“组合拳”下来，既不用背负打压新闻自由的恶名，又能有效敲打、限制易瑞东和《天天快报》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迫使其进行“自我审查”。
“高明，先生。我立刻去安排。”威尔逊起身。
“记住，詹姆斯，”
艾奇逊叮嘱道，“要做得漂亮，符合程序，看起来一切都是为了‘港岛的法治与稳定’。我们是大英帝国的绅士，解决问题要用符合我们身份的方式。”
“明白。”
几天后，《天天快报》报社开始频频接到各种政府部门的“巡查”或“问询”电话，内容从某篇报道的某个数据是否准确，到报社的消防安全设施是否达标，再到广告中某个用词是否涉嫌夸大……
虽然都是些可大可小的琐事，但接二连三，让人疲于应付。老陈和几个负责对外联系的职员忙得焦头烂额。
紧接着，两家与港府关系密切的英文报纸，以及一家素以“中立”自居的华文周报，先后刊出评论文章，不点名地提及“近期某位风头正劲的评论人”，其文章“虽不乏真知灼见，但隐含的价值导向值得深思”，并呼吁“所有媒体人都应警惕个人经历对判断的潜在影响，恪守新闻专业主义”。
最后，一封措辞客气、印着港督府抬头的邀请函，送到了易瑞东手中，邀请他作为“知名作家和报人”出席下周举行的“香港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研讨会”。
易瑞东拿着这封邀请函，听着老陈抱怨最近的种种“麻烦”，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太清楚西方国家的这套把戏了，看似是新闻自由，实则是在他们圈定的圈子里的自由，软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
“看来，我们的‘高论’，让有些英国绅士睡不着觉了。”
易瑞东对老陈说道，语气平静，“巡查也好，评论也罢，研讨会也好，照单全收。他们查什么，我们配合什么，但要保留好所有沟通记录。评论文章，不必理会，更不要对骂。至于研讨会……”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去，为什么不去？他们想看我出丑，想让我在聚光灯下露怯。那我就去，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
他知道，这是来自殖民统治者的第一次正式“敲打”。
躲不过，也不能躲。因为这不仅关乎《天天快报》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他能否在港岛的这片土地上，真正站稳脚跟，发出不受胁迫的独立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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