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太大了。大到能装下三百个旁听者，大到穹顶上的水晶灯像一片倒悬的星空，大到一个人的声音要穿过空气、被墙壁弹回来、再弹回去、直到变成很轻很轻的余音，才能从最后一排抵达第一排。他坐在被告席上，椅子是木头的，很硬，坐上去没有声音。他的前面是法官，法官很高，穿着黑袍，坐在一把更高的椅子上。他的左边是检察官，右边是辩护律师，身后是旁听席。那里坐着他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他们看着他，他也看着他们。
他想起小时候。七岁那年，他站在家门口，看见母亲蹲在院子里，用袖子擦嘴角的血。血擦掉了，又流出来。擦掉了，又流出来。他站在那里，不敢过去，不敢说话，不敢动。他怕他一动，那个打母亲的人就会从屋子里冲出来，一脚踹在他身上。他怕疼，更怕在母亲面前哭。母亲哭了，他不能哭。他哭了，母亲会更难受。
他闭上眼睛，睁开。法官在看他，检察官也在看他，书记员低着头，笔在纸上移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虫子在爬。辩护律师侧过身，低声对他说：“最后陈述。你准备好了吗？”他点了点头。律师转回去，坐直了。
法官敲下法槌。声音不大，但整个法庭都安静了。
“被告人，请做最后陈述。”
他向后靠进椅背。这个姿势他练过，在脑子里练了无数遍。他以为这一天来的时候，他会激动，会愤怒，会像电影里那样拍着桌子大喊“他活该”，会把那些憋在心里二十三年的话一口气倒出来，像倒一桶水。但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觉得很累，一种从七岁开始积累的、攒了二十三年的、渗进骨头缝里的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累，活了三十年，有二十三年在恨，恨够了，恨不动了。
“没错，是我杀了他。”他的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外卖单。事实上，这句话确实在他心里说过很多年，只是以前主语是“他”，宾语是“那个人”——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最后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断骨刺进肺里，救护车来得太晚，来不及了。他从工地上赶回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母亲躺在殡仪馆的冰柜里，脸白的，嘴唇白的，手也是白的。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指，凉的，硬的，像冬天的石头。
“他打了我母亲十五年。”他继续说，语速不急不慢，像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旧事。“最后一次，他打折了她的肋骨。断骨刺进肺里，救护车来得太晚。”他停了。“她死了。我赶回去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工地上搬了三个月的砖，不知道家里出了事。打电话回去，没人接。打给邻居，邻居说，你妈住院了。我问哪家医院，邻居说，不知道。我请了假，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转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走了四十分钟的路，到家的时候，门锁着。我翻墙进去，屋里没有人。”
检察官站起来。“这不能成为你杀人——”
他看着检察官，又看看法官。然后抬起左手，随意搭在扶手上，手背向上，五指自然垂着。那姿态不像在受审，倒像是在审视，像一个终于坐到裁判席上的人，低头看着场上还在奔跑的选手。他没有打断检察官，等检察官说完了，才开口。
“我用了榔头。”他说。“三下。”
他竖起一根手指。“第一下，因为他打我母亲。”说完停了一下，又把第二根手指竖起来。“第二下，因为他毁了我妹妹。”第三根手指竖起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手指悬在半空，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会断。
“第三下……”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只是肌肉的一个习惯，“因为我想知道，一个打了别人十五年的人，自己挨打的时候，会不会叫。”庭里有人吸了一口气。他没有理会。
“他会叫。”他像在确认一个实验结果。“和所有人一样。”他的手指落下来，重新搭在扶手上。
“你们听完还要我忏悔吗？”他忽然笑了。很短，笑声在法庭里回荡了一下，然后被墙壁吃掉。笑容收走的时候，他的脸冷了下来，声音忽然大了——“我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应该更早动手。在他第一次举起手打我母亲的时候。”
法庭死寂。
法官沉默了很久，久到法庭角落里有人换了坐姿，椅子发出一声轻响。最终法官开口了，声音平稳，没有任何波澜。
“感谢你的陈述。但不好意思，今天审理的案件，是你家暴你的妻子。”
他愣住了。
不是比喻，是真的愣住了。他的身体没有动，但他的脑子停了，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被人拔掉了电源。他看着法官，法官也看着他。法官的眼睛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同情，没有好奇，只有一种在无数个案件里被重复过无数次之后沉淀下来的、不会起任何波澜的注视。这种注视他见过，在殡仪馆里，那个给母亲整理遗容的人，也是这样看她的。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变了，不是高了，是薄了，像一块被磨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裂了。
“被告人陈德厚，你被指控于新历17年2月14日，在家中多次对妻子林秀兰实施家庭暴力。致其左臂骨折、右耳听力受损、肋骨裂伤两处、多处软组织挫伤。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请你就本案进行最后陈述。不是你的父亲，是你的妻子。”
他的嘴张开了，但没有声音。他看着法官，又看着检察官，又看着书记员。书记员的笔还在动，沙沙沙，像虫子在爬。没有人看他，所有人在看纸，看笔，看法槌，看法官的黑袍。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笑。他花了二十三年恨一个人，用尽所有力气去杀那个人。他杀了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以为自己救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重新开始。他重新开始了，他做了和他一样的事。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大，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洗不掉，是他在工地上搬砖留下的。他用这双手杀了他父亲，也是用这双手打了他妻子。他不记得第一次打她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她忘了关灯，也许是饭煮糊了，也许是他喝多了，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只是想打，打了就痛快了，痛快了就忘了，忘了他自己是谁。他打完了，看她蹲在地上，捂着手臂，不敢哭，不敢喊，不敢看他。他忽然想起母亲，母亲也是这样的。蹲在地上，捂着脸，不哭，不喊，不看任何人。他问她，你为什么不跑？她说，跑什么？他说，跑啊，跑得远远的，不要再回来。她摇头，不跑。他不懂。现在他懂了。跑不了。不是腿断了，是心断了，断了就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就跑不了了。
他想起妻子。她叫林秀兰，和他母亲一个姓。他认识她是在工地上，她是食堂的打菜阿姨。他端着饭盆，她舀了一勺菜，多给了一块肉。他抬头看她，她笑了，说，你太瘦了，多吃点。他吃了，吃了很多年。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她辞了工地上的活，跟他回了老家。老家有那栋屋子，屋子里的墙上还有干掉的血。他擦了很多遍，擦不干净。血渗进墙皮里，变成暗褐色的一团。她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油漆。她信了。后来她就不问了。
辩护律师站起来，声音不高，但很稳。“审判长，审判员。我的当事人自幼生活在家庭暴力环境中。其父长期殴打其母，致其母死亡。这对他的人格形成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他并非天生暴力，而是被暴力塑造。他是在暴力中长大的孩子，不知道如何用暴力以外的方式处理冲突。”
检察官站起来，声音更高。“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不能成为他伤害他人的理由。他的妻子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被他打折了左臂，打聋了右耳。她做错了什么？她没有打他的母亲，没有打他的妹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她只是嫁给了他，信了他，以为他能给她一个家。”
旁听席上，一个女人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可以出声的哭。她用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旁边的人递纸巾，她没有接。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那是他妻子的妹妹。
他不敢看她。转过头，看另一边。另一边坐着他妹妹，她没有哭，她只是看着他。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她也是受害者，父亲的受害者。她被打过，被骂过，被关在房间里不让吃饭。她逃出来了，跑得远远的，结了婚，生了孩子，再也不回来。他知道她在哪里，但没有去找她。他不敢，他怕她看见他，想起那些事。现在她看见他了，他也看见她了。她看着他，没有表情。
法官开口了。“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白，青筋暴起，指节突出。指甲缝里的黑泥嵌得很深，洗不掉。他想洗，洗了很多年，没洗掉。
“林秀兰。”他说。这是他的名字，不是妻子的名字，是母亲的名字。母亲姓林，秀兰。他叫陈德厚，德厚，德行深厚。他父亲给他起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德行，只知道厚，皮厚，肉厚，脸皮厚。他不配这个名字。他抬起头，看着法官。
“我对不起她。”
“哪一个她？”
“两个。都对不起。”
他没有再说话。法官拿起法槌，敲了一下，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法庭里传得很远，像一颗石子扔进深潭，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了，荡到墙壁，荡到窗户，荡到那些坐在旁听席上、低着头、看着自己手的人。法槌落下来，宣判了。他没有听清判了多少年，也许十年，也许十五年，也许一辈子。无所谓，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老家不能回，工地上的人知道他杀过人，不会要他。妻子也不会等他，她应该走，跑得远远的，不要回头，就像当年他对母亲说的那样。
法警走过来，站在他身后。他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点。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等人叫他一声，也许等他妻子说一句“我恨你”，也许等他妹妹喊一声“哥”。没有人叫他。他继续走，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很轻，很远，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
三个月前。陈德厚站在家门口，手里拎着一袋子菜。白菜，豆腐，猪肉，两瓶啤酒。今天是结婚纪念日，他记得。他不记得是第几年，但记得是今天。他推开门，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她没有开灯，坐在床边，背对着他，肩膀一抖一抖的。他在哭，不知道哭了多久。
他把菜放在桌上，走过去，站在她身后。“秀兰。”他没有叫她的名字，叫的是母亲的名字。她转过身，脸上有泪，眼睛红了，肿了。左脸上有一块青紫，不是他打的，是他打的，不记得是哪一次了。
“你怎么了？”他蹲下来，看着她的脸。
她看着他的眼睛。“你想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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