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近了。
三十米，二十米，十五米。
老沈看清楚了。灰色西服，皱巴巴的，袖口磨得发白，扣子掉了两颗也没缝上。头发乱蓬蓬的，像是早上起来就没梳过。左脸颊那道疤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大概有两三厘米长，微微凸起，是那种陈旧性疤痕。二八自行车很旧，车架上锈迹斑斑，但骑起来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可见链条上得很紧，保养得仔细。
体貌特征和嫌疑人画像几乎一模一样。
老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他的脚步依然不紧不慢，甚至还低头又摸出一根烟来点上，若无其事地吐了个烟圈。
那个男青年在煤气站附近转了两圈，东张西望的，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他的目光在一些居民楼的单元门口停留了几秒钟，又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什么都没找到，调转车头，蹬着车子往北边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
老沈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三步并作两步跨上自己的自行车，猛蹬了几下追了上去。两辆自行车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短，十米，五米，三米，
“站住！”
老沈一声暴喝，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炸开，像一颗闷雷。
“我是公安局的！”
那个男青年的后背明显僵了一下。他猛地转过头来，看见了身后追上来的老沈，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那一瞬间的眼神，老沈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不是普通人的惊慌，而是野兽被逼到绝路时才会露出的、那种混杂着恐惧和凶残的光芒。
男青年猛地一蹬脚蹬子，自行车“嗖”地窜了出去，疯了一样地往前跑。
跑？你能跑哪儿去？
老沈把腰一伏，两条腿像活塞一样疯狂地蹬着踏板，链条“哗啦啦”地响着。他在这条街上蹲了快一个月了，哪条路通哪、哪有岔口，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两辆自行车在胡同里展开了生死追逐。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路边的行人被吓得纷纷躲闪。有一个大妈正提着一篮子菜过马路，被男青年的自行车擦着衣角冲过去，吓得“哎哟”一声，菜篮子掉在地上，西红柿滚了一地。
老沈紧咬着不放，前方是一个丁字路口，他提前预判了对方的路线，猛地加速从内道切了过去。前轮超过了男青年的后轮，紧接着车把猛地一别，
“咣当！”
两声几乎连在一起的巨响，两辆自行车同时摔了出去，在水泥路面上滑出去好几米远，火星四溅。老沈在自行车倒地的瞬间就松了手，整个人顺势往前一扑，借着惯性一个鱼跃，不偏不倚地扑倒在了那个男青年的身上。
两个人在地上扭打在了一起。
那个男青年的力气大得出奇，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拼命地挣扎着。他一肘子顶在老沈的胸口上，老沈闷哼一声，但手上的劲儿一点都没松。他的右手死死地扣住男青年的左手腕，左膝压住对方的大腿，整个人像一块牛皮糖一样黏在了对方身上。
“来人！在这儿呢！”老沈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话音刚落，四面八方的胡同口里，像变戏法一样冒出了好几个人影。有穿夹克的，有穿工作服的，还有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全是宣武分局刑警大队的便衣侦查员。他们在这片区域已经蹲了将近一个月，彼此之间的配合早就形成了默契。
几秒钟的工夫，五六个人就围了上来，七手八脚地把那个男青年摁在了地上。
“别动！老实点！”
“把手背过来！”
“铐上！”
冰凉的金属手铐“咔嗒”一声扣在手腕上，男青年的挣扎终于停止了。他趴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水泥路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灰西服上沾满了灰土和落叶。
老沈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弯腰看了看这个被他追了整整三条胡同才逮住的人。
左脸颊上那道疤，在暮色里看得更清楚了。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胸口那块压了将近两年的石头，终于松动了一点。
经过简单的现场询问，警方得知这个人叫马红艳，二十八岁，河北廊坊人。他说自己是来北京找工作的，刚才骑车路过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追他。
“找工作？你这身行头是来找工作的？”一个年轻侦查员冷笑了一声，“找工作你东张西望看什么呢？”
马红艳不说话了，低着脑袋，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
他被带回了宣武公安分局的审讯室。
那间审讯室不大，十几平方米，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刷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日光灯管发出惨白色的光，照在马红艳灰败的脸上，让他看上去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马红艳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子上，手铐已经解开了，但椅子扶手上的铁环还扣着他的手腕。他一坐下来就开始抖腿，左腿抖完右腿抖，像是在催着什么似的。
审讯的警官坐下来，不紧不慢地问：“叫什么名字？”
“马红艳。”
“年龄。”
“二十八。”
“籍贯。”
“河北廊坊。”
“干什么的？”
“没工作，以前在管道局通讯处干过电缆工，后来不干了。”
“为什么来北京？”
“我说了，找工作的。”
“找什么工作？”
“还没找到呢。”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表情也是一副无辜的样子。甚至还能挤出点笑容来，歪着脑袋看看审讯的警官，又扭头看看墙角坐着的记录员，像是在说：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
审讯的警官不急不躁。他们在公安系统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没见过？这种装疯卖傻、矢口否认的套路，他们见得多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审讯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技术员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递给了主审警官。
主审警官接过文件，不紧不慢地翻开，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马红艳。
那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可马红艳看到那个眼神的时候，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抖腿的动作猛地停住了。
“马红艳，”主审警官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审讯室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
他顿了顿。
“你在七十多起案发现场留下的指纹，和你本人的指纹，完全一致。”
几个字，像几颗子弹，一颗一颗地打在马红艳的身上。
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成了死人一样的灰白色。嘴唇哆嗦了两下，像是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没发出来。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发抖，幅度比刚才大得多，连带着那把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铁椅子都在“嗡嗡”地响。
“还不交代？”主审警官淡淡地说，“你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两年你在北京干了什么，在天津干了什么，每一桩每一件，上面都有数。你是想一桩一桩地交代，还是想让我们替你说？”
审讯室里安静了足有半分钟。
然后，马红艳的肩膀猛地垮了下去，像是身上的骨头被抽走了一样。他的脑袋低垂着，差点碰到面前的铁桌子的边缘，整个人瘫在那把铁椅子上，像一个被扎破了的气球。
“我……我说。”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都说。”
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京津两地警方通缉了两年之久的系列案件罪犯。
那个让无数家庭夜不能寐、让无数父母担惊受怕的恶魔，此刻就蜷缩在这间审讯室的铁椅子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癞皮狗。
马红艳，一九六六年出生，河北省廊坊市人。案发前在廊坊市管道局通讯处当电缆工，后来辞职在家。他结过婚，有一个女儿，但就在案发前不久，妻子跟他离了婚。
离婚的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这个人嗜赌成性。
马红艳这个人，一到赌桌上就走不动道。打牌、推牌九、押宝，什么都玩，越玩越大，越输越赌，越赌越输。赌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滚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欠了多少人的钱。
为了弄钱还债，也为了继续赌博，他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每次赌输了钱，马红艳就坐长途汽车从廊坊到北京或者天津，随机寻找目标下手。他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会琢磨。他不是一个莽撞的犯罪分子，他在动手之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去分析、去选择最合适的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
在马红艳看来，这个群体是完美的猎物，白天家里没有大人，只有小女孩一个人在家；脖子上挂着钥匙意味着她家的门很容易就能打开；小女孩年纪小，力气小，没有反抗能力；而且除了抢劫之外，还能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现在的家庭啊，都是双职工，白天家里头没人。小孩子习惯在脖子上套根钥匙绳，凡是这样的，都好得手。”马红艳后来在交代作案动机的时候，用一种近乎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这番话，好像在讨论的不是残害幼女，而是在说什么买菜的心得。
可怜那些家长们，怕孩子丢了钥匙回不了家，特意把钥匙绳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却不成想，这恰恰成了马红艳眼里最容易被侵害的标志。
他的作案流程非常固定：先坐公交车或者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城市，然后随机盗窃或者租用一辆自行车，骑着车在大街小巷转悠，专门盯着那些放学后独自回家的小女孩。一旦发现目标，他就尾随其后，观察她进了哪栋楼、哪个单元、哪一层。等小女孩打开门进去之后，他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敲门。
“我是来修水管的。”“我是送煤气的。”“你爸爸让我来取个东西。”“你家楼下的水管漏了，我看看怎么回事。”这些拙劣的借口，对成年人来说或许不值一提，但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来说，却足以让她放下防备，伸手去开门。
门一开，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他进屋之后，先是翻箱倒柜地搜刮财物，金银首饰、现金存折、值钱的小件电器，什么都拿。然后，他就会对那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女孩实施性侵犯。
两年时间，七十多起案件。
光是在北京，他就作案六十多起。犯罪的足迹遍布东城、西城、宣武、丰台、海淀、朝阳，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京市区。他抢走的财物，累计价值超过了一百万元，在那个平均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的年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每次作案之后，他都会迅速离开现场，骑上自行车消失在胡同的深处，然后换乘长途汽车返回廊坊，绝不在案发城市多停留一分钟。
这就是为什么京津两地的警方撒下天罗地网，却始终抓不到他的原因，他根本就不住在北京或者天津，他是一个昼伏夜出、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
马红艳被抓的当天，北京和廊坊两地的公安干警就联合行动，赶到了他位于廊坊市的家中进行搜查。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区，红砖楼房，楼道里堆着各家各户的杂物。马红艳的父母住在这里，两个老人都是老实本分的退休工人，街坊邻居提起他们来都说“好人”“和善”“从来没跟人红过脸”。
当公安干警亮出搜查证的时候，老两口的反应是震惊到了极点。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马红艳的母亲哭喊着说，“我儿子虽然不成器，好赌，可他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啊！”
马红艳的父亲则是一言不发，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一双干枯的手抖得厉害。
可当公安干警从马红艳的卧室里搜出一箱箱赃物的时候，老两口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绝望。
钟表、金银首饰、组合音响、摄像机、录像机、照相机、VCD、BP机、人民币现金、外汇券、国库券……各种值钱的东西满满当当地堆了大半个屋子。光是金银首饰就有好几十件，戒指、项链、耳环、手镯，金的银的都有，有些上面还沾着尘土，有些则是崭新的，连包装都没拆。
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些小女孩的家里抢来的。
除了这些赃款赃物，公安干警还从马红艳的住处搜出了六四式手枪子弹三十五发、猎枪子弹十发。
三十五发手枪子弹。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所有知情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恶魔不但有枪，而且有足够的弹药。如果他当时带了枪，如果老沈在抓捕他的时候他开了枪……
后果不堪设想。
邻居们听说马红艳被抓的消息，都感到难以置信。
“马红艳？就那个不爱说话的小伙子？”
“真的假的？他平时连大声说话都没见过，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你们搞错了吧？他见人连招呼都不怎么打的，看着挺老实一个人。”
可当他们得知了案情细节之后，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有人骂“禽兽”，有人说“枪毙他一百回都不够”，有人捂着嘴不敢相信，有人沉默着摇了摇头。
“真想不到啊，”一个邻居大妈叹了口气，“这样一个不言不语、看着老实巴交的人，竟然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老天爷不长眼啊。”
马红艳的父亲在搜查结束后，当着公安干警的面，老泪纵横地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我的儿子，他是个畜生，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
老人的声音里，有愤怒，有羞耻，有绝望，也有一丝无法言说的悲痛，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他的儿子。
后来，有记者到看守所采访马红艳。
记者问：“马红艳，你自己有孩子吗？”
马红艳低着头，声音很小：“有，有一个女儿。”
记者的声音有些颤抖了，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平静：“你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当你对那些年幼无知、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女孩施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有孩子？如果你的女儿被人施暴，为人父的你，当作何感想？”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马红艳始终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的肩膀微微耸动着，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我没有想过。”
记者又问：“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马红艳说：“害怕极了。”
害怕极了。
那些被他侵害的小女孩，那些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小姑娘，她们当时的心情，何尝不是“害怕极了”？那些小女孩的父母，那些在深夜无法入睡的家长，那些因为担心而每天请假去校门口接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害怕极了”？
可马红艳从来不会去想这些。
直到他自己被抓起来，关在看守所里，面对着可能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才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害怕。
晚了。
一切都晚了。
马红艳被抓获后，案件很快被移送司法机关。经过审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抢劫罪、流氓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马红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马红艳没有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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