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些背叛儒家了。当然，君王的选择无法说是背叛，可汉人儒士们还是有这种感觉，甚至心生委屈。
没有我们，谁帮你治国呢？鲜卑车马客，治国还是要用他们这群读书人！
高殷大抵猜得到他们的想法，因此忍不住在心中冷笑。
儒家的确是很好用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作为统治之人，他要考虑的不仅是眼下，还是将来、是千秋万代。
儒家的治国理念在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教化方面的确出彩，但相对的，人治色彩过重，法治精神不足。
《论语》中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看似十分美好，但却很难保证历代统治者都有这般美好的品德，而不被束缚的君王总是会滥用权力，在儒家思想下却无法进行有效制衡，可以说利用了君王人性的贪婪，又被人性的软弱所束缚。
且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容易固化社会等级、压抑社会活力，泛道德化的倾向阻碍专业治理、甚至搞出“治下无讼”的观点并推行千年，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不够重视……
既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总体而言，是牺牲未来的上限而确保眼下的根基，这不能说不对，但不会塑造出高殷理想中横跨诸洲、影响深远、哪怕灭亡了都能留下无数典范启蒙来民思想的伟大王朝。
就以诉讼为例，人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有时候必须分出一个高下胜负，一味的搞无讼，实际上是压制了矛盾，让他们的怨气无法伸张，从而向其他地方转移，最终还是会反馈到建立秩序的朝廷公署身上。
或许可以压制五十年、一百年，但一百五十年就是极限了，所以中国王朝才会有三百年魔咒，没有一个解决民众怨气的途径，让他们把戾气发泄出来，只不过是将矛盾养大、击鼓传花，等到哪个倒霉蛋接手就会彻底爆炸。
所以优秀的统治者总会选择不用纯儒，而是加以增删添补，比如外儒内法，儒家负责的是哲学类的项目，如“王道”、“仁政”，为国家提供终极理想与合法性；法家则提供现实手段，“耕战”、“户籍”、“保甲连坐”，以及历代一直在建设的律法，这些作为政权的管理体系保持帝国自上而下的治理，直到它们崩溃，帝国才会迎来灭亡的旋律。
所以汉宣帝才会叱责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从高殷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就已经是这种理念了，只是儒生们被此前的太子高殷所欺骗，以为至尊到目前的种种转变，都是受先帝各方面的影响和作为君王的雄才大略，在此之外，至尊还不断地进行儒学和教化活动，一旦转移到儒生群体的内部探讨，至尊就会重新恢复成以往的儒生姿态。
然而这就是高殷接下来要说的话题。
“既如此，至尊纳高句丽王女入后宫，于礼亦宜；只是此事当先禀明太后，使知之。”
魏长贤向高殷提出建议，根据孝道逻辑，这也合情合理，高殷微微颌首：“这是自然。”
就魏长贤个人而言，他其实不抗拒高殷的选择，如果可以选，他也想多纳几个妾；但高殷的行动往往举一反三，总是带着一些什么，等到他们后来察觉就已经晚了，而此时就已经感觉到至尊对如今的礼治思想不太满意，总有要行动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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