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市民认出了车队。
苏军已经提前一天宣传过了。
他们并没有远远地站着看，而是顺着人行道追着车队的方向跑了起来。
孩子们从台阶上跳起来，工人们放下手里的工具从车床边挤出身子，抱着婴儿的女人们把窗户推开也探出头，整条街道像被投入火药的斜槽一样，沿着车队前行的方向从后往前迅速沸腾。
“瓦列里！瓦列里回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喊了一声，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她一边跑一边用手扶着头上快要滑落的头巾，旁边两个半大小子比她跑得更快，嘴里不停地喊着“乌拉”。
十字路口的水果摊前人潮瞬间涌散，卖水果的老头干脆把苹果筐推到路边让顾客自己捡，自己站起来踮直了脚尖仰头去看。
一个已经跑掉了半边拐杖胶皮垫的伤兵在他旁边扶着路灯柱站直，抬起另一只缠满绷带的手垂在鬓角旁。
瓦列里让司机放慢了车速。
他按下车窗按钮，玻璃缓缓降下，傍晚的风裹着波罗的海的咸味灌进车里，他朝人群挥了挥手。
引发了人群的一阵欢呼。
列宁格勒也有了自己的太阳。
车窗外能看到商店橱窗里摆着新鲜的面包和蔬菜。
面包也不再是1943年那种掺了木屑的黑面包，而是真正的，烤得金黄的白面包，整整齐齐地码在货架上，标着配给价格。
蔬菜店里堆着卷心菜，胡萝卜和土豆，虽然数量不算多，品种也只有应季的几样，但这种景象在围城时期是根本不敢想象的，那时候食品店里只有空荡荡的货架和饿得走不动的售货员。
“变化很大。”瓦列里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副官说。
“自从您去年初在这里打了那一仗，把战线推到城外，这地方已经能喘气了。”副官回过头禀报:“后来德军撤退，列宁格勒农田也开始补种，拉多加湖的解冻期捕捞作业也恢复了。”
“现在每天都有新鲜的湖鱼从渔港直接用卡车运到市区。虽然所有鲜鱼还是凭配给证限量供应，但每个人的定量不再是1942年那种几千克充数的碎鱼肉了，是真正的，切成段的白鲑和鲈鱼。”
一九三四年出生的孩子们被母亲举在肩头，踮着脚越过前面大人的肩膀拼命往前看，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曾趴在冰冷的地面上听母亲用单调的声音念床板下存粮的数量。
如今他们朝瓦列里的轿车伸出短小的手臂，小拳头里攥着自家剪的纸红星。一个梳麻花辫的女孩从妈妈怀里探出脑袋，把红星贴在自己额头正中间，尖声喊道：“瓦列里叔叔！我爸爸说他和您一起在冰湖上押过第一辆车！”瓦列里朝她扬起手掌，那手掌越过一排肩章和袖管，直接落到女孩的视线中央，麻花辫女孩尖叫着把纸红星从额头上取下来朝车窗方向使劲晃动。
车队经过涅瓦大街拐角时，从附近学校跑出来的少先队队伍把整条人行道堵得水泄不通。
带队老师是个没穿军装的年轻男人，他干脆放弃了整队，让孩子们排成两列站在路肩上挥舞用旧报纸折成的三角旗，其中一面上用红墨水画着圆圈和锤子镰刀，但看起来更像一朵炸开的烟花。
瓦列里冲他们笑着一直挥手，引发了学生们的欢呼。
驶过街道，瓦列里收回手，继续朝前看去。
1943年1月他刚到列宁格勒时，城里的平民死亡率还在高位徘徊，每一次空袭过后都要派出全部担架队去挖人。
现在街上的人群总量，集市的密度，沿街窗口传出的收音机声，全都表明这座城市在围困解除至今存活下来的居民，比另一条时间轨迹里多得多。他不知道这条街上具体每个面孔的名字，但他知道自己确实为他们多撑住了一段光阴。
车队随后拐进斯莫尔尼宫的大门。
这座在围城期间充当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部的古老建筑依然保持着战时特有的紧张氛围，但走廊上的军官脚步不再像1943年那样匆匆忙忙。
副官领着瓦列里穿过两道走廊，推开一扇厚重的橡木门。
指挥室里的格局跟他上次离开时没有太大变化，整面墙的大幅作战地图仍旧展开着，标着卡累利阿地峡当前战线的蓝色和红色线条已经被人重描过好几遍。
唯一不同的是窗户上那些遮光的厚窗帘现在已经全都拉开了，让傍晚天光得以照进整间指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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