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着工装背带裤的中年男人挤在最前面，脸上的胡子起码三天没刮，眼眶通红，像是刚下夜班就直接从厂里跑过来的。
他拼命挥舞着一顶沾满机油的工作帽，嗓门大得压过了周围所有的声音：“瓦列里同志！我儿子在您的部队里！近卫第五集团军！他在信上一直都提到您！”
瓦列里听到这句话，转过头看向他，朝他使劲招了招手，那个工人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旁边的人纷纷拍他的肩膀，有个人把自家带来的小旗子塞到他手里，他握着旗子朝车子驶离的方向不停挥舞，直到小旗子的竹柄被汗水浸得打滑。
人行道旁挤着一个扎白头巾的老妇人，双手各举着一束刚从自家院子里剪下来的郁金香，花瓣边缘还沾着今早的露水，连剪断的茎上都在往下滴汁。
她腿脚不太利索，一直没能靠前，只能站在消防栓旁边喊旁边的年轻女孩帮她递进去。
女孩接过花枝紧跑两步，在人墙缝隙里探出身子，把花束奋力朝敞篷车掷去。花束没有准确地掉进车里，在车门边跳了一下，散落在车门下方的脚踏板上。
瓦列里弯腰挨个捡起，把花束放进座椅内侧的储物盒里，然后抬起头对着那位老妇人的方向轻轻扬了一下手掌。
老太太用手背掩住嘴呜咽了一声，旁边的人一起把她护着往前挪了半米，好让她看清楚那束花真的没有被碾碎。
她捂住胸口，眼泪滑到白围巾上，旁边有人小声说了句“那是瓦列里同志亲自捡的”，这句话在人群中传开后，又激起一阵欢呼。
车队缓缓驶过特维尔大街，拐上花园环路，沿着莫斯科河一路向南。
越是接近郊外，道路两旁等候的民众丝毫未减，反而随着离开市区而拉成一条更长、更不规整的队伍。
通往机场的最后几公里，道路两旁稀稀落落地分布着一些集体农庄和城郊村庄。
农民们放下锄头和牛车，成群地走到路边，有些妇女直接把手里的干草擩在路边沟沿上垫着脚下。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农指着瓦列里的车子对旁边的小伙子大声说“我看见瓦列里同志了”，那声音已经在人群里散开很久。
孩子们的声音格外清脆，此刻也最能分辨出高低的节奏。
一群穿白衬衫，系红领巾的少先队男孩从车队经过之前就开始不停喊叫了很长时间，嗓子眼快到尖利的极限。
其中一个十来岁的瘦高男孩从同伴肩上跳下来，冲到路边拼命挥手，边挥边喊“瓦列里哥哥，我背过您的课文！”，他旁边扎小辫的女孩马上接上“瓦列里哥哥用石子打落过敌人的飞机”，嗓音细得只剩半口气。
又一个穿背带裤的男孩冲口而出“瓦列里哥哥还能一指头点碎一辆坦克”，后面一个明显是中亚面孔的小男孩用带口音的俄语斩钉截铁地宣布“他扇一扇手掌，天上会刮起飓风，把芬兰机场的灰全都吹到芬兰湾里”。
更小一点的女孩嚷道“他咳嗽一声德军的电话线就断三根”，随后又有人信誓旦旦地声称瓦列里同志可以连续三天不吃一口东西只靠喝西北风活下来。
也有人反驳那是谣言，但从各自的语气来看，他们并不是在争论事实，而是在抢夺谁编的故事更接近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这些夸张离奇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每个字都出自纯粹的敬仰，没有半点虚假。
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可能年纪最小，词汇量还跟不上想象力，憋了半天涨红了脸，最后被逼急了喊了一句：“他，他能从莫斯科一步跨到华沙！”周围的孩子们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更大的欢呼声。
有个戴眼镜的男孩严肃地纠正他“地图上比过，一步跨不到”，但纠正声立即被淹没在下一篇更离谱的课文的背诵声中。
胖男孩趁乱挤到前排，扶正头上那顶明显偏大的军帽，踮起脚尖拼命朝车队挥手，风吹得他眼泪直流，但他在笑。
瓦列里坐在车上，右手已经挥得有些发酸。
他看着那些孩子们涨红的小脸，想起上辈子在网上看到过的将军，耳边似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BGM。
“你若三咚来！换我一身雪白！相似风中开！”
有些人注定会会成为一代人共同记忆中的“太阳”。
现在他成了大太阳。
以后地球算上真正的太阳恐怕要五日凌空了吧。
三体人该脱水了。
敞篷车的速度降低到了几乎步行的程度。内务部的随行安保人员一直紧贴着车身两侧前进，他们中有好几个人耳后顺着脖颈淌下一道道汗水。
一个安保组长不停用余光扫视街边屋顶，同时努力保持身体重心不被挤偏。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所有重大活动的安保任务中，这一次人群的冲击力是最难控制的。
不是因为有人在故意制造混乱，而是因为这些人真真正正地就是想靠近那位将军，想摸一下他的车门把手，想让他哪怕只看自己一眼。
这种朴素的，无处宣泄的热情，才是最难用人墙挡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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