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瑞东顿了顿，声音压低：“我已经通过一些关系，与保安科一位负责牌照审批的助理处长搭上了线。同时，我们也需要‘创造’一些业务需求——比如，与霍家名下需要重点保护的仓库、码头签订几份高额的象征性安保合同；
比如，主动接洽两家外资银行，为他们即将举行的珠宝展提供安保方案。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申请牌照的‘合理依据’。
钱，不是问题；关系，我会去疏通。但牌照批下来后，枪支管理必须绝对严格，每一颗子弹的用途都必须清晰可查，绝不可授人以柄。这支队伍，必须是盾，是隐形防线，绝不能成为惹祸的矛。”
老刀三人听得心潮起伏。
他们明白，易瑞东这是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为家人和事业构筑一道钢铁防线。这需要魄力，更需要周密的谋划和雄厚资源。
“易先生，我们明白了。”
老刀代表三人表态，语气郑重，“召集兄弟、初步筛选、制定训练章程的事，交给我们。保证给您带出一支拉得出、靠得住、不乱来的队伍。牌照和外围打点的事，就要辛苦易先生运筹了。”
“好，那就分头行动。”易瑞东举起茶杯，“以后，对外，你们是‘振安保镖公司’的负责人和教官。对内，你们是我易瑞东最信任的兄弟。我家人的安全，就托付给各位了。”
“定不负所托！”三人以茶代酒，一饮而尽，目光坚毅。
接下来的日子，易瑞东双线并进。一方面，让老刀等人悄然行动，以“高薪招聘退役纪律部队人员”为名，暗中联络、考察那些背景清白的北边退伍战友。
另一方面，他通过霍震霆的关系，巧妙地将厚礼送到了保安科关键人物的手中，并亲自出面，与霍家及两家有合作的外资银行洽谈，顺利拿到了几份足以支撑牌照申请的“业务意向书”或正式合同。
金钱开道，加上合理的商业需求和可靠的合作方背书，程序虽然繁琐，却在悄然推进。
与此同时，《天天快报》关于治安恶化、黑帮猖獗的系列报道，以“市民身边的故事”、“消失的安宁”、“小生意的血泪”等形式，一篇接一篇，如同投石入水，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市民共鸣强烈，报纸销量又迎来一波增长，电话和来信几乎被打爆、塞满，都是诉苦和声援。压力，也开始隐隐传导。
马家的《东方日报》果然开始阴阳怪气，指责《天天快报》“渲染暴力”、“制造恐慌”、“破坏香港国际形象”，甚至暗示其“别有用心”。
一些小报也开始跟风。
但易瑞东和老陈严格把控尺度，只摆事实，讲案例，呼吁法治，不越雷池，让对方的攻击大多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
陈细九在一个傍晚打来了一个“问候”电话，闲聊中“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易生，最近你们报纸好犀利，街坊都赞。不过树大招风，有些人面子可能不太好看。出门在外，多留个心总是好的。”这含蓄的提醒，让易瑞东更加确信，自己的防备并非多余。
就在“振安保镖公司”的筹备接近尾声，持枪牌照的申请进入最后审核阶段时，一个震动全港的消息正式公布：1974年2月15日，港督麦理浩爵士宣布成立廉政公署（ICAC），独立调查贪污，直接向港督负责。
风暴，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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