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仁摇了摇头。
是啊，有区别吗？
不管是韩振邦还是韩振轩，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他们都是韩家的人，都是他惹不起的人，都是可以轻易捏死他的人。
自己怎么会问这么傻的问题？
阿金的这四个字——“有区别吗？”——说得太妙了。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既把老大和老三都捎上了，又给自己留了退路。这就是老江湖的应变能力，一句话里藏着一百个心眼子。
张怀仁无奈地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好吧，”他说，“只要我的妻子和女儿安全，我答应你们的任何要求。”
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他就是人家的提线木偶，人家说往东他就得往东，人家说往西他就得往西。他嘴上还保留着最后一丝丝倔强，但心里已经彻底投降了。
阿金看着他，那双冰冷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温度——不是温暖，是满意。
“我说过，”阿金的声音依旧冰冷，像冬天的风，“她们开不开心，是你的表现决定的。至于安全吗？当然也是如此。”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张怀仁的头顶浇到脚底。
当然，也和张怀仁的预期完全一致。
他已无力挣扎。
“说吧，”他的声音空洞得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需要我怎么做？”
阿金的嘴角在口罩
“我喜欢你现在的态度。”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赞许，像是在夸一个听话的学生。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那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张怀仁。
“准备好韩振宇和孩子非血缘关系的全套证据，”他一字一句地说，“并且，随时做好一个污点证人的准备，也许是发布会、也许是自媒体，你懂的。”
张怀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从伪造那份DNA报告的那天起，他就知道自己将来要么被韩振宇灭口，要么被人逼着站出来作证。他一直在逃避，一直在拖延，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只要保证我的妻子和女儿的安全，”他睁开眼睛，看着阿金，“这不是问题。但是，既然让我出面指正，我需要你们也能保证我的安全，并且让我能和妻子女儿团聚。”
张怀仁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只要他出面指正，那他造假的事情必然败露。韩振宇不会放过他，医疗行业也没有了他的容身之所。
他会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副院长，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骗子。他的职业生涯会毁于一旦，他的社会地位会一落千丈，他的人生会彻底完蛋。
但他没有选择。
他只能做最后的挣扎，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阿金看着他无可奈何的表情，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笑了。
那笑声很轻，但听在张怀仁耳朵里，却像是一把锤子敲在他的心上。
“这么聊天多愉快。”阿金说，语气轻松得像在跟老朋友聊天。
他的笑容突然收了起来，那双眼睛重新变得冰冷。
“但是，”他说，“所有的保证我都给不了你。这要看你的表现值不值得。”
说完，阿金从办公桌上拿起平板电脑，装进双肩包，拉上拉链，站起来。
他的动作很从容，不急不慢，像是在自己家里收拾东西。
张怀仁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阿金走到门口，伸手去拉门把手。
“请善待我的妻子和女儿，”张怀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沙哑、颤抖、带着一丝哀求，“我的表现一定会达到你们的预期。”
阿金连头都没有回。
“会的，”他说，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等我电话。我姓金。”
门开了，又关了。
咔嗒一声。
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只剩下那盏台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张怀仁的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一清二楚——绝望、恐惧、无奈、悲哀。
他坐在椅子上，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他才慢慢抬起手，捂住自己的脸。
他的肩膀开始颤抖，一下，两下，三下。
没有声音，但泪水从指缝间渗了出来，滴在办公桌上，一滴，两滴，三滴。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医院的院子里，照在那些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身上。
没有人知道，在这间办公室里，一个男人的世界正在崩塌。
韩国，某高层公寓的小区里。
下午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卧室，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光，像是有人把碎金子撒了一地。窗帘半拉着，把一部分阳光挡在外面，卧室里的光线柔和而温暖，带着一种慵懒的、让人想赖床的感觉。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暧昧的味道，是汗水、香水、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气息。
床上，两个人赤裸地躺着。
关亮靠在床头，一只手搂着王欣怡的肩膀，另一只手在她光滑的手臂上轻轻摩挲，指尖在她的皮肤上画着圈，一圈，又一圈，像是在把玩一件精美的瓷器。
他的手法很轻，轻得像是羽毛拂过，但每一下都恰到好处地让王欣怡的手臂上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
王欣怡深深地陷在他的臂弯里，脸贴着他的胸口，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声。咚，咚，咚——那声音沉稳而有力，像是一首催眠曲，让她觉得安心，觉得踏实。
她的头发散落在他的胸膛上，像一团黑色的云，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
两个人的呼吸还有些局促，像刚刚跑完一场长跑，又像是刚从水里被捞上来，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床单皱巴巴的，像是一张被揉搓了无数次的稿纸，枕头歪在一边，一个在地上，一个半挂在床沿上，摇摇欲坠。
地上散落着几件衣服——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一件白色衬衫、一件性感的黑色文胸、一条牛仔裤，还有一条黑色丁字裤，它们凌乱地堆在一起，像一幅抽象画，又像是某个现代艺术家的装置作品。
那条丁字裤尤其显眼，就那么大大咧咧地躺在房间正中央，像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王欣怡的脸还泛着红晕，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像涂了一层淡淡的胭脂，又像是喝了一整瓶红酒后的微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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