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我依旧能在半夜醒来。
不是被噩梦惊醒，是身体自己醒的。像有一只手从黑暗里伸出来，搭在我肩膀上，不重，也不轻，就那么搭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灰白色的，有一道裂缝，从灯座旁边弯弯曲曲地爬到墙角。我看了很多遍，闭着眼睛也能画出它的走向。它就那样裂着，没有人来修。我也不想修。
我住在荣军院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柜子。柜子是铁的，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灰。里面没有衣服，只有一把枪——退役的时候我带出来的，拆了撞针，打不响了。我留着它，不是想自杀，是怕忘了。忘了怎么握枪，忘了怎么开枪，忘了那些死在我面前的人。
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一遍那把枪。拉枪栓，扣扳机，咔嗒，咔嗒，咔嗒。没有子弹，什么都没有。只有声音。那个声音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隔壁住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兵，叫老钱。他的呼噜声很大，像锯木头。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听着自己的呼吸，听着窗外风吹过白杨树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很老的歌。我不会唱，但我听着。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坐在荣军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半块压缩饼干，没有吃。饼干是早上发的，每人两块。我吃了一块，留了半块，不饿，不想吃。阳光落在脸上，暖的。一只野猫蹲在墙角，舔着爪子，舔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很亮。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
“你也活下来了？”我问它。它没有回答，站起来，走了。
远处有人走过来，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两个年轻的，一个中年的。他们穿着便装，不是军装。走在前面的那个中年男人，脸很红，不是晒的，是气的。他的步子很快，鞋底磕在水泥地上，啪啪啪的，像在数什么。我认识他。何班长。不，不是班长，他是班长他爹。何班长死了，死在我面前。子弹从他的左眼穿进去，从后脑勺飞出来。他倒下的时候，脸朝着天，眼睛还睁着，嘴也张着，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我抱着他，血从后脑勺的洞里涌出来，温热的，把我的手染红了。我喊他的名字，他不应。我喊了很久，他始终不应。后来何班长他爹来了，站在荣军院门口，站了一个下午。我没有出去，我不敢。我躲在房间里，把门反锁了，窗帘拉上，灯关了。我蹲在墙角，抱着那把枪。枪管是凉的，贴着我的脸。
“何叔。”我站起来，把饼干放进口袋里。
何叔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他比我矮半个头，但我觉得他很高。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红，布满了血丝，眼底有很深的黑眼圈。他老了，比三年前老了很多。
“你活下来了。”他说。声音不高，但很硬。
“嗯。”
“你活下来了，他死了。”
我没有说话。
“你缩在后面？”
“没有。”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
“……”
“你用他的尸体挡子弹？”
“没有！”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他的声音高了，像一把刀子捅过来。
我的右掌覆盖着我的左臂，手指掐进肉里，很疼。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不安。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死了，我活着。这是事实。事实不需要解释。但我还是张了嘴。“他被狙击手打中的。我趴在他旁边，想把他拖到掩体后面。他的血……”我停了。“他的血流在我手上。我拖不动他。他不动了。”
何叔看着我。那两个人站在他身后，也看着我。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愤怒，是别的东西——是那种想知道答案、又怕答案不是自己想听的那种光。
“你是缩在后面。”何叔又说了一遍，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说了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活着？”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为什么活着？因为子弹没有打中我。因为狙击手打完了那一个，没有下一个。因为我运气好。因为他运气不好。这就是答案。但我说不出口。我说出口，他会疯。他听了，也会疯。没有人能接受“运气”两个字。运气不能让人死，也不能让人活。运气是骗人的。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他相信的、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他相信我是缩在后面，相信我用他儿子的尸体挡子弹，相信我是懦夫，相信我是凶手。他相信了，心里就好受一点了。恨一个人，比接受事实容易。
我低下头。我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白，青筋暴起，指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洗不掉。不是洗不掉，是不想洗。洗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忘了。我不想忘。
“你…你活下来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你用队员的尸体…你…”他的声音在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泪，但没有流下来。
“我惊叹于你的顽强，指挥员…你的性格倒适合去训练新兵…冷血无情…放心，这是优点。”
我的目光飘了一下。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我听懂了一件事——他在骂我。不是骂我懦夫，是骂我冷酷。骂我没有哭，没有跪下，没有求他原谅。我站着，看着他的眼睛，不说话。
“你…凭什么是你…班长才适合活下来…你才该死！你为什么不去死！”
他的拳头砸在我肩膀上。不重，但很疼。不是骨头疼，是心疼。我看着他的拳头，看着他的手背上一根一根凸起的青筋。那是干活的手，粗糙的，布满老茧的。他以前在工地上搬砖，供何班长读书。何班长读完了高中，没考上大学，就当了兵。走的那天，他站在村口，送他。他哭了，何班长没有哭。他笑着喊，爸，等我回来，带你去北京看天安门。他没有等到。
“我也不想活。”我的声音很轻，像在对自己说话。
他愣了一下。
“我也不想活。”我又说了一遍。“但他说，让我替他活着。替他看看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替他看看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穿，有没有房子住。替他看看那些孩子，是不是不用再打仗了。替他看看那些老人，是不是不用再等儿子回家了。”我停了。“我答应了。我不能死。死了一了百了。但不能死。死了，他白死了。”
何叔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笑得很轻，像哭。
“还是你？又是你！凭什么是你？你难道不应该负起责任吗？你难道不应该保护大家吗？你都做了什么？是你杀了他们吗？！”他喊出来了。声音很大，连老钱的呼噜都停了一下。野猫从墙角站起来，跑远了。
我也喊了。“是我杀的？是我让他们冲的？是我下命令的？是我开着枪逼他们往前跑的？不是我！是——是那个下命令的人。不是我。”
“就是你！你为什么不挡在他前面？你为什么不推开他？你为什么不替他死？”
“我推了。他没动。”
“你骗人！”
“我没骗人。我推了他，他没动。他说，你往后，你活着比我有用。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用。我是炮灰，他也是炮灰。炮灰没有有用没用的。死了就是灰，活着也是灰。只是活着的时候，还能看。”
何叔的眼泪流下来了。不是因为悲伤，是愤怒冲垮了堤坝。他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那两个年轻人站在旁边，不知所措。我看着他的背，很弯，很薄，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我伸出手，想拍拍他的肩膀。手停在半空，没有落下去。我收回手。
“你这怪物！你这灾星！你不该活下来！不应该是你活下来！去死吧…所有咒骂的话，好像在我身边盘旋。”他的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
我没有说话。我转过身，让他骂。他骂了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偏到西边，久到荣养院里有人出来看，久到老钱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用那只独眼看着我。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我回过头，没有被他眼罩盖住的半张脸上，布满了撕裂和烧伤的疤痕。那是十年前留下的，旧帝国时代，黑金国际的实验室。他们在我脸上划了十七刀，缝了又拆，拆了又缝。他们说，这是为了测试皮肤的再生能力。我活下来了。脸毁了。我看着何叔，微微睁大眼睛，什么也没说。他的骂声停了，抬头看着我，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你的脸…”
“旧伤。不是打仗伤的。”
他没有说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走了。那两个年轻人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他们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口。我看着那个方向，看了很久。老钱还站在门口，拄着拐杖。
“他骂完了？”老钱问。
“骂完了。”
“你哭了？”
“没有。”
“你脸上有水。”
我伸手摸了一下，是湿的。不是泪。是汗。天很热。我低下头，把半块饼干放回口袋里，不饿。太阳快落山了，西边的天际线被烧成橘红色，很漂亮。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老钱还站在门口，没有走。
“你不该让他骂。”老钱说。
“他儿子死了。骂几句，应该的。”
“他儿子是班长？”
“嗯。”
“你也是班长？”
“不是。”
“你是什么？”
“我是兵。什么都算不上的兵。”
老钱看着我，看了很久。“进去吧。天黑了，冷。”
我走进楼里，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地砖是灰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很轻，很远，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我走到房间门口，推开门，没有开灯，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那片天。天黑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风。风吹过来，把窗玻璃吹得轻轻响。我伸出手，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是圆的，闭合的地方没有歪。我看了很久，把手收回来。我低下头，从枕头道口子。上面有十四个人，穿着军装，扛着枪，笑着。班长站在最中间。他的旁边，站着我。我也在笑。不记得当时为什么笑，大概是觉得活着真好。现在不觉得了。
我想他们了。真的。我脸上麻木的空洞里，也缓缓地，流下刺痛的灼烧。
同一时间，圣辉城政务院顶层办公室。叶云鸿站在窗前，手里握着那份刚刚送来的情报。纸是白的，字是黑的，标题是黑色的加粗的——《暗区边境旧帝国军队调动情况通报》。他看了很久。
“新历17年5月，暗区西部边境出现旧帝国军队番号。兵力约十五万人，坦克五千辆，战机两百架。番号：第三十军、第八军、第十复编军、第十二军。指挥官：克里斯托弗斯，自称第三十二任军尉总令。目前与斯佩丝·桑克蒂希玛当局保持接触，尚无敌对行动。请求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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