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电缆方案是我目前唯一的希望。正午之前，我将在洞穴中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关于你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不可以。任何试图控制它的企图都是妄想，其性质等同于一个细菌试图控制培养皿。你手边那份1878年的档案已经告诉了你这一点。
第二，有可能。我面前有一块石板，上面刻着的符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印系统。这套系统目前仍在运作，但正在以指数级速度衰减。我将尝试用电缆信号干扰它的衰减周期，然后用物理手段重新加固封印。如果一切顺利，它将继续沉睡。如果失败——
如果你正在白厅开会，请转告首相和外交大臣：不要再派远征队来。不要试图获取任何样本。不要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建立任何形式的监听站或研究设施。这片冻土是它的牢笼，让铁路绕开此地，让地图上永远不要标注这个坐标。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遗忘。
关于晚餐：你上次请我在第欧根尼俱乐部吃饭的时候，点的那瓶勃艮第红酒产自一个糟糕的年份，我当时没有说，因为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等我回来请那顿饭——请务必选一瓶更好的。
——歇洛克
他将铅笔搁在桌上，将电报稿折好递给守在帐篷门口的发报员——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士兵，面色苍白，但接过电报的手很稳。
“优先发送。用最高加密级别。”
发报员敬了个军礼，转身消失在帐篷外灰蒙蒙的晨光中。福尔摩斯目送他离开，然后将目光转向我。他的眼神中有一种极短暂的柔软——转瞬即逝，像是在严冬的冰面上忽然裂开又立刻冻结的一道细小缝隙。
“华生，你听到了迈克罗夫特的话。如果你选择留在营地等电缆信号到达，我不会责怪你。”
我摇了摇头。“我已经在阿富汗战场上丢过一次队伍了。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件不愿意再做第二遍的事。”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微微颔首。然后他拿起那根从不离身的手杖，将袖珍左轮的弹仓取出检查了一遍，重新装填，放回大衣口袋。
“那么，”他说，“我们去请阿辽沙。”
我们在营地的西北角找到了阿辽沙。他正蹲在一个冻伤严重的流放犯人身边，用浸了温水的绷带小心翼翼地包扎那人发黑的手指。他的动作不急不缓，那双粗糙而稳健的手在处理坏死的皮肉时温柔得像在触碰一件圣物。冻伤的囚犯痛得龇牙咧嘴，但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也许是因为阿辽沙的目光，也许是因为他包扎时那种郑重的、仿佛在履行某种庄严仪式的专注神态。阿辽沙抬起头，灰色的眼睛在晨光中显得异常清澈。他没有问我们要去哪里，只是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雪，将剩余的绷带仔细卷好放进粗布斜挎包里，然后走到伊万身旁。伊万坐在一个翻扣的木箱上，双手交叉抱着自己的肩膀，目光空洞地望着森林方向那片灰白的天空。他看上去比昨天老了十岁——不是皱纹，不是白发，而是某种更深层的、从灵魂内部向外蔓延的枯槁。
“伊万，”阿辽沙轻声说，“我要跟福尔摩斯先生去洞穴。”
伊万缓缓抬起头。他的嘴唇动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我也去。”
“你不用——”
“我说了，我也去。”伊万站起身来，动作有些僵硬，但声音忽然恢复了某种他之前没有的硬度，“我昨晚想了很久。斯麦尔佳科夫说过，一个没有上帝的灵魂对‘它’来说像一扇关着的门。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一扇关着的门——那我就是它最不想遇到的对手。只要我还能思考，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推导出下一个逻辑链条，我就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摆布的人。如果它想进来——它得先过我这关。”
他说这番话时，眼中燃烧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不是信仰的光芒，不是希望的光芒，而是一种更冷、更硬、更像福尔摩斯眼中的火焰——一个决心在倒下去之前看穿敌人真面目的理性主义者最后的倔强。
我带着福尔摩斯、阿辽沙和伊万走向营地西南角，那里的栅栏边堆着从铁路上运来但尚未分发到各施工段的物资——我昨晚路过时注意到，其中有好几个用粗麻布包裹的木箱，箱盖上的铭牌用俄文和英文同时标注着“工程爆破专用”。作为军医，我对各种口径的枪械和火药的威力再熟悉不过；而那些箱子中装的是一种在铁路施工中常用的硝化甘油混合炸药，稳定性比纯硝化甘油高得多，但爆炸威力却毫不逊色——足够炸塌一段冻土隧道。福尔摩斯在听到我的建议时，只用了一秒钟就做出了决定：“封印的物理结构必须被彻底破坏到无法被轻易挖掘复原的程度——炸药是最可靠的手段。即使电缆信号干扰法失败，塌方至少可以为封印增加一层物理屏障。”
我们找到炸药箱后，在阿辽沙和伊万的协助下将它们搬上了从营地借来的一架简易雪橇。雪橇很小，只能装下四箱炸药、一卷导火索、以及我们随身携带的最基本装备——马灯、水壶、手枪和福尔摩斯从不离身的笔记本。当我们踏着晨光中冻得坚硬的积雪开始向洞穴方向前进时，天空中的极光残翳已经淡得只剩一条苍白的线，像一只正在缓缓闭合的眼睛。
“正午之前。”福尔摩斯说，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怕惊醒脚下的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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