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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评论员、专栏作家、博主们开始疯狂输出。
《华盛顿邮报》资深政治记者在专栏中写道：“达施勒参议员犯了一个经典错误：他太想抓住每一个机会，结果被机会抓住了喉咙。”
“在华盛顿，立场反复不是问题，但反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明显，就是问题了。”
《纽约客》发表长篇分析：“数字时代的政治，和数字时代的产品一样，需要一致性。”
“用户也就是选民，可以接受迭代，但不能接受今天说A、明天说B。达施勒的‘快速变脸’，暴露的不仅是个人操守问题，更是民主党在数字议题上的策略混乱。”
福克斯新闻全天滚动播出专题报道，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
《五天变脸：达施勒的“数字人格分裂”》
《从拥抱到扼杀：一个政客的180度大转弯》
《年轻选民怒了：我们被当成了傻瓜》。
而真正致命的，是那些普通网民的发言。
他们在Facebook上分享对比图，在博客上写长篇分析，在论坛里激烈辩论。
他们不关心法案的具体条款，不关心数据本地化的技术细节，不关心反垄断审查的法律依据。
他们只关心一件事：这个人，五天前说的话，和五天后说的话，完全相反。
那他到底信什么？他哪句话是真的？我还能相信他吗？
网上这些问题，一刀一刀插在达施勒和整个民主党的胸口上。
——
民主党总部，战略会议室。
达施勒把手中的报纸狠狠摔在桌上。
头版头条：《五天，两个达施勒》。
“麦考利这个老狐狸！”他咬牙切齿，“还有凯伦·张那个贱人！他们联手下套！”
会议室里，民主党的竞选顾问、媒体策略师、政策专家们面色凝重。
“参议员，现在的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媒体主任小心翼翼地说。
“福克斯在带节奏，网络话题在发酵，连《纽约时报》的社论都在质疑我们的‘立场一致性’。”
“我知道！”达施勒低吼，“但我能怎么办？华盛顿集会的时候，杨帆是英雄，我站在他那边有错吗？硅谷发布会之后，股价暴跌，企业恐慌，我提出监管有错吗？”
“时机。”首席策略师缓缓开口，“参议员，问题出在时机。”
“五天，太短了。短到任何人都能看出转变，短到连解释的空间都没有。”
“那当时你们为什么没人提醒我？！”达施勒扫视全场。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当时？
当时所有人都被华盛顿集会的声势吓到了，被硅谷发布会的冲击震到了，被政治献金的诱惑蒙蔽了。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一边收割年轻选民的认同，一边收割硅谷金主的支票。
谁能想到，这两者之间，存在如此致命的矛盾？
“现在怎么办？”达施勒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法案已经进了快速通道，下周就要听证。如果现在退缩，硅谷那边没法交代。如果硬推，年轻选民那边就完了。”
“也许，”一位年轻的顾问试探着说。
“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保护消费者’上？淡化对杨帆的针对，强调法案对所有大公司一视同仁？”
“没用的。”策略师摇了摇头。
“麦考利已经定了调子，我们的法案和共和党的《六十天法案》高度相似。只要我们一强调‘一视同仁’，就等于承认我们在抄袭他们的方案。”
“如果我们强调‘针对杨帆’，就等于坐实我们在政治操弄。左右都是死。”
达施勒闭上眼睛，揉着太阳穴。
头疼。
从政三十年，从来没有这么头疼过。
民众不是傻子。
他们可能不懂政治，但他们懂人性。
五天前你说他是好人，五天后你说他是坏人。
除非那个人在这五天里杀了人放了火，否则，说的人一定有问题。
而现在，有问题的人是他。
达施勒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华盛顿。
阳光很好，但他只觉得刺眼。
“我太急了。”他喃喃自语，“我太想抓住这个机会了……”
华盛顿集会，三十万选民，杨帆站在林肯纪念堂前，那种气势，那种影响力。
达施勒看到了，所以他第一时间站队，抢占了“开放、进步、支持创新”的道德制高点。
然后，硅谷发布会，六大巨头股价暴跌，CEO们的恐慌，政治献金的承诺。
达施勒也看到了，所以他立刻转向，抢占“保护美国企业、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地。
他以为自己是左右逢源。
他以为自己能同时吃下两边的红利。
但他忘了——互联网有记忆。
“联系杨帆。”达施勒开口。
幕僚一愣：“联系杨帆？现在？”
“对，现在。”达施勒说，“以我个人的名义，邀请他共进晚餐。时间、地点由他定。”
“可是领袖，现在联系他，会不会……”
“会不会显得我更投机？”达施勒苦笑，“已经无所谓了。麦考利已经把‘投机’的帽子扣在我头上了，我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不如干脆一点，直接和杨帆谈。”
“谈什么？”
“谈合作。”达施勒说，“告诉他，我可以帮他挡住共和党最极端的法案，可以帮他在国会争取更多支持。”
“条件是他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表示对《数字创新保护法案》的……理解。”
幕僚懂了。
这是要重新拉拢杨帆，用杨帆的“理解”，来洗白自己的“变脸”。
“但如果杨帆拒绝呢？”
达施勒没有回答，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此刻千里之外的硅谷，气氛同样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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