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昭没有过去打招呼，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辩论很快开始。
反方是一位从苏州来的老儒，姓余，名孝闻。此人在江南士林颇有声望，着过几本经学注疏，弟子遍布苏湖。他起身时，堂中安静了一瞬。
“诸君，老夫不才，忝为反方。”余孝闻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老夫以为，实学者，器也，非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圣贤之学，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道之大者。至于农工算数，不过是器用之末，匠人赖以谋生，商贾赖以牟利。将其抬举为‘学’，与经史并列，实乃本末倒置。”
他顿了顿，环视全场：“老夫并非说实学无用。农人耕种，工匠营造，算学计账，皆有实用。但有用不等于有学。学之所以为学，在于明道。若有用便是学，那庖厨之技、缝纫之巧，岂非亦可称为‘学’？”
堂中响起一阵附和之声。几个老儒频频点头，交头接耳。一些世家子弟也跟着鼓掌，面上带着矜持的笑意。
周景昭没有说话，手指在膝上轻轻叩着。
正方起身的是一位学宫的年轻教习，姓程，名景云。他约莫三十出头，面容清秀，穿一身半旧的灰布直裰，袖口沾着一小块墨渍。他起身时先向余孝闻拱了拱手，礼数周全。
“余先生方才引《易》，学生不敢辩驳。但学生想请教余先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当真能截然分开吗？”
他的声音不大，却稳稳当当地送进了每个人的耳朵。
“圣贤经典中，处处有实学。《周礼·考工记》，通篇讲的是工匠之法。《尚书·禹贡》，讲的是天下山川、土壤、贡赋。《诗经》中草木鸟兽之名，不下数百。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算学。若实学只是‘器用之末’，何以圣贤不厌其烦地记载、传授？”
余孝闻眉头微皱，正要反驳，程景云已继续说了下去。
“学生再请教余先生——诸葛丞相造木牛流马、损益连弩，是器还是道？木牛流马运粮于蜀道，连弩破敌于渭滨。若无这些‘器’，丞相何以六出祁山？若器中有道，那研究这些器的学问，为何不能称为‘学’？”
堂中的附和声渐渐低了下去。有几个学子的眼睛亮了起来，显然被程景云的话打动。
周景昭的目光落在程景云身上，微微点头。谢长歌侧过身，低声道：“此人言辞温文，锋芒藏于理中。是个人才。”
辩论你来我往，持续了近一个时辰。
正方从《甘石星经》讲到《水经注》，从大禹治水讲到张衡地动仪，从郑国渠讲到江南海塘。每一条论据都扎实具体——某年某月某处水利工程，用了多少石料、征了多少民夫、灌了多少亩田，数字清清楚楚。
反方则坚持“道器之辨”，认为实学只是“术”而非“学”，可以学但不可与经史并列。言辞不可谓不犀利，引经据典不可谓不渊博。但随着辩论的深入，反方的论据越来越空。当正方搬出江南海塘的工程档案——隆裕二十一年修筑海盐段石塘，用银若干，用石若干，用工若干，保住农田若干亩——时，余孝闻只能以“此乃有司之职，非士子所当究心”来回应。
堂中的气氛渐渐变了。原本附和反方的学子们，有的开始沉思，有的面露犹豫。而正方每一条带着数字的论据，都像一块石头，压在反方那架华丽却空洞的辩论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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