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杰已经把尼古拉斯的白皮书翻译成斯瓦希里语了。”
“菩萨的经文翻译成非洲土话了。”
“不然怎么叫普度众生。众生不分肤色，只看手机信号够不够强。”
帐篷区回收的最后一晚。
北村带着黎明公社的志愿者们把营地打扫干净，没有留下一片垃圾。
他站在空下来的营地中央，看着远处东岛半山腰的大唐还愿寺。那盏长明灯在夜色中一闪一闪。
泰国来的一位老僧人披着橘红袈裟，赤着脚慢慢走进公社大门。
看了温室大棚里的有机蔬菜，看了养鸡场的散养鸡，看了大米加工厂的碾米机，看了社员集体食堂里正在吃午饭的工人和旁边码得整整齐齐的共享农具棚。
社员们聚在食堂里唱着本地民歌，几个刚从填海工地上下来的年轻人在公社阅览室读夜校。
老僧人参观完，在食堂门口站了很久。
“我在泰国听说过一个叫北村的人。以前是赤军。”
“那是过去。现在我只是一个公社社长。”
“这个公社没有老板，没有股东，利润不分，财富为所有人共同所有。你们管这叫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在外面，很多人管这叫乌托邦——已经失败的东西。”
“乌托邦失败过很多次。但失败的不是乌托邦本身，是那些把它变成新压迫的人。这里没有人压迫人。大棚里的菜谁都可以吃，养鸡场的蛋谁都可以领，食堂的饭谁都可以端。这里的钱不叫利润，叫公社公积金。用来买种子、修水渠、建新的大棚。用来付孩子们去南岛国国际学校的学费。用来给生病的社员垫医药费。这里没有老板，每个人都是社员。没有剥削，你付出多少劳动就领取多少。你问共产主义有没有失败过——也许在别的地方，但在这里，没有。”
老僧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不怕被人说——你在南岛国搞赤化？”
“不怕了。八十年代日本赤军解散，我坐在监狱里想了很多年。想怎么才能既保留理想，又不伤害别人。后来遇到了李晨，他带我来到了南岛国，这里有我们的同志搞的一块根据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一开始我们只种菜。后来种出了大米，种出了鸡蛋，种出了芒果干。再后来办起了夜校，建起了阅览室，开始做公社教育。我们没有扛红旗，没有喊口号。我们只是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浇水施肥喂鸡，然后去食堂吃一碗自己种的大米煮成的粥。这里不是政治实验场，这里只是一个让大家能吃饱饭、有尊严地活着的小角落。”
老僧人低头沉默了很久。
食堂里飘出米饭的香气。养鸡场的场长推着一车鸡蛋从旁边经过，对北村打了个招呼。
“今天的蛋比昨天多了三十个。”
“换新饲料了？”
“不是。鸡换了心情。”
老僧人抬起头，看着北村那双满是老茧但异常清亮的眼睛。
“佛经里说菩萨有千面。有一面就是种地的人。你把地种好了，让身边的人都吃饱了饭，这就是大乘。共产主义和佛法的最高境界，也许在某个地方是互通的。你找到了自己的法门。你也是一个菩萨——用锄头普度众生的菩萨。”
他的声音又轻又稳。
“公社不是乌托邦。公社是一座寺庙。只不过供奉的不是佛骨，是那些种地的人、养鸡的人、在食堂打饭的人。菩萨不在殿里，菩萨在每一个愿意劳动、愿意分享的人身上。”
北村微微鞠了一躬。
“我只是一个种地的。”
老僧人合十回礼。
“种地的人，也能种出福田。”
晨月大厦旋转餐厅。冷月和李晨对坐着吃饭。
窗外填海工地的塔吊还在转，有轨电车的桩基已经延伸到了东岛的山脚下。
“公社那边，北村先生收了一批新社员。十七个从菲律宾过来的渔民，说是在营地那边听了老社员讲公社的事，非要留下来。说菲律宾老家一个月挣的钱不够买米，在公社种菜至少能吃饱饭。还有个斯里兰卡老太太想把孙子送过来念公社学校。北村先生让你有空去一趟公社，新社员想见见给他们地种的人。”
“让他们先住下来。告诉他们，公社不是我的，是他们自己的。”
冷月把平板放下。
“另外刀疤那边拍到了些照片。码头上举二维码卡片的那两个背包客，老K查到了。账户是菲律宾那边的。他们在南岛国没有作案，只是让人免费下载软件，暂时不能抓。”
李晨放下刀叉。
“免费下载。每天点一下。不收钱。这些人是高手。让他们继续查，盯紧点。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他们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
夜深了。
大唐还愿寺的长明灯还在亮着。
海浪拍在礁石上的声音和铜钟的余韵混在一起。南岛国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营地的最后一顶帐篷被志愿者收进编织袋。
胖大姐重新开始只卖鲜鱼，围裙上的鱼鳞又密了起来。菜市场里排队的人终于都是熟面孔了——买石斑鱼的、择韭菜的、打啤酒的，用本地话大声嚷嚷着讨价还价。
码头上的渡轮按部就班地来来往往。
填海工地的打桩声重新卡准了数十万人的生活节拍。
而在南岛国之外——菲律宾乡下某个年轻人的手机屏幕上，那个白色底色的图标刚刚弹出一条推送：“您已连续挖矿七天，算力加成百分之五。邀请一位好友，算力翻倍。”
印尼爪哇岛一个网吧里，三个年轻人在Facebook上晒出了自己的派币账户截图。
尼日利亚拉各斯一个二手手机贩子在市场里逢人就举着手机问“你听说过Pi吗”。
曼谷寺庙里那个披着橘红袈裟的年轻僧人，在睡前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轻轻点了一下那个闪电图标。
那颗种子正在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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