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注意到，他们的旗帜上写着的并不是常见的抗日标语，而是“教师也是人，不能饿肚子教书！”“薪金不敷温饱，何谈教育救国！”“反对减薪！发清欠薪！保障教职员生活”等口号。那些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很认真，像是写教案一样。
原来游行的是一群中小学校的教员。这他妈又出嘛幺蛾子了？王汉彰皱了皱眉头，心里暗暗琢磨。昨天是三不管的混混闹事，今天是教员上街，明天又会是谁？这天津卫的天，怕是真的要变了。
看到一时半会儿不会通车，王汉彰索性从车里下来，走到了游行队伍的旁边。张先云也下了车，跟在他身后，一只手揣在口袋里，握着手枪，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四周。
只见游行队伍之中，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员，站在一处石墩上，冲着围观的人群大声说道。那石墩是路边的界碑，半人高，他站上去之后，比周围的人高出一大截。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上的扣子掉了一颗，用别针别着。他的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一样，可他的声音很洪亮，中气十足，一点儿也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
“诸位，代理市长王克敏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削减教育经费，克扣中小学教员的薪资。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教人识文断字，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可到头来却穷得连饭都吃不起！我教书教了三十五年，从光绪二十八年教到现在，教过的学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可我自己呢？连一件新衣裳都买不起！”
他的声音颤抖着，带着愤怒，也带着委屈。他的手在空挥着，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凸起来，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
“再看他王克敏！当年的金佛郎案，使政府蒙受数千万银元的巨额损失，这其中有几百万进了他王克敏的腰包？有多少钱中饱私囊？此人德不配位，如何能当咱们天津市一百余万百姓的父母官？我们教书育人一辈子，教出来的学生有的当了官，有的做了事，可我们自己呢？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那吼声里透着愤怒，透着委屈，也透着一种压抑已久的绝望。他的脸红得发紫，额头上青筋暴起，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始终没有掉下来。
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应和之声，有人喊“说得对”，有人喊“王克敏滚出天津”，有人喊“还我薪水”，声音此起彼伏，像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这些中小学教员的薪水本来就不高，每个月十几块大洋，养家糊口都勉强。
租界里的洋行职员一个月挣三四十块，工厂里的熟练工人也能挣二十来块，可他们这些教书先生，读了半辈子书，教了半辈子书，连个工人都不如。
王克敏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克扣他们的薪水，把本来就少的那点钱，又砍掉一大块。这简直就是不给人活路啊！断人活路，如杀人父母，这帮中小学的教员能忍得了吗？
不过王汉彰从这次游行之中，却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他站在人群后面，眯着眼睛看着那些游行的教员，心里暗暗盘算着，像一把算盘在脑子里噼里啪啦地响。
王克敏刚刚到任，立马就有人组织游行来反对他，而且组织得这么有条有理，标语写得这么工工整整，队伍排得这么整整齐齐，连喊口号的节奏都把握得恰到好处。这里面有事儿啊，肯定是有人不想让他当这个市长，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有人在暗中操盘。
他想起老头子袁克文说过的话：官场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王克敏能空降到天津当市长，挡了多少人的路？那些本来有机会升上去的人，那些在天津混了多年的老油条，那些跟日本人、跟国民政府都有关系的人，能甘心吗？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新来的瞎子骑到自己头上吗？
就算王克敏以强力手段平息了这次游行，可这个老逼尅的想要捞钱，只能从削减开支入手。削减开支最快的办法，就是降低支出。
从市政府拿钱的这帮人连养家糊口都费劲了，那能干吗？今天是教员，明天就是市政府的公务员，后天还有可能是警察，一个个的都得上街来游行！
那些在市政府里坐了多年的科长、处长们，眼看着就要被王克敏的人顶替，饭碗都要丢了，能不急吗？
那些在天津卫混了一辈子的老油条，眼看着一个新来的瞎子骑到自己头上，能在自己头上拉屎拉尿，能服吗？长此以往，王克敏这个代理市长，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早晚得滚蛋！
想到这，王汉彰的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转身走回车里，张先云也跟着上了车。外面的游行还在继续，可他已经不想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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