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日，芒种已过，长白山的夏天来得迟却猛。草北屯合作社的训练场上，三十多个少年正在练习射箭——不是比赛，是毕业考试。他们是草北屯小学的六年级学生，今天要考“山林实践课”，射箭是其中一项。
曹大林站在场边看着。这些孩子大多十二三岁，拉弓的姿势还稚嫩，但眼神认真。这是合作社和学校合开的课程，每周两节，教孩子们山林知识、狩猎基础、野外生存。三年了，第一批学生要毕业了。
考试分三部分：上午理论考——认五十种动植物，背十条山林规矩；下午实践考——射箭、设套索、辨方向；晚上口试——讲一个山林故事，回答老师提问。
孩子们很紧张，但也很兴奋。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专业”考试。
“下一个，曹山山！”监考的刘二愣子喊。
曹大林的儿子山山走上前。这孩子今年十二岁，个头已经到他肩膀了。拿起弓，搭箭，开弓——动作标准，像模像样。
“嗖！”箭离弦，正中靶心边缘。
“八环！”刘二愣子报成绩。
孩子们鼓掌。山山不好意思地笑笑，跑回队列。
曹大林看着儿子，心里感慨。三年前，山山还是个整天缠着他要听打猎故事的小毛孩。现在，已经能拉弓射箭，认得上百种草药，知道怎么在野外过夜了。
时代在变，孩子在长。
考试进行到下午，实践考开始。设套索环节，孩子们分组比赛。山山和另外三个孩子一组，他们的任务是：在十分钟内，设一个能活捉野兔的套索，不能伤兔。
四个孩子配合默契。一个选位置——选在野兔常走的兽道；一个做套索——用皮绳打活结；一个做伪装——用草叶盖住绳套；最后一个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十分钟到，刘二愣子检查。他牵来一只训练用的兔子（从小养大的，不怕人），放到兽道上。兔子蹦蹦跳跳往前走，到套索处——停下了！它嗅了嗅，绕过去了。
“失败。”刘二愣子宣布。
孩子们很失望。山山蹲下检查，发现问题：“绳套离地面太高了，兔子能从
“说得对，”刘二愣子点头，“记住这个教训。设套索不是摆样子，要真管用。”
虽然失败了，但孩子们学到了东西。这就是实践课的意义——允许失败，在失败中学。
傍晚，口试开始。孩子们围着篝火坐成一圈，每人讲一个故事。
山山讲的是他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叫曹老蔫，是长白山最好的猎人。但他不打母鹿，不打幼崽，不打白鹿。有一次，他追一头受伤的鹿，追到悬崖边。鹿跳下去了，爷爷没开枪，看着它跑掉。别人笑话他，他说：‘山养我，我敬山。鹿是山的儿子，不能赶尽杀绝。’”
故事简单，但道理深。孩子们听得入神。
轮到另一个孩子，叫小芳，女孩，十一岁。她讲的是草药的故事：“我奶奶是药婆，认得好多草药。她带我去采药，总说：‘采三留一，采大留小。山里的东西，不能拿光，要留给后来人。’有一次，她看到有人把一片黄芪全挖了，气得三天没吃饭。”
女孩声音清脆，故事动人。曹大林听着，很欣慰。这些故事，这些道理，正在下一代心里扎根。
口试结束，天黑了。孩子们都通过了考试，虽然成绩有高有低，但都合格了。合作社给每个孩子发了证书——手写的，盖着合作社和学校的章。
“这是你们的第一张‘山林身份证’，”曹大林对孩子们说，“以后进山，带着它。不是让你们去打猎，是让你们记住：你们是山里人，要懂山，要爱山，要护山。”
孩子们郑重地接过证书，像接过一份神圣的责任。
夜里，曹大林回到家。山山还兴奋着，拿着证书看了又看。
“爸，我以后能进青年突击队吗？”他问。
“能，但要满十六岁。”曹大林说，“还得通过考试，比今天这个难得多。”
“我不怕难。”山山挺起胸脯。
曹大林拍拍儿子肩膀：“不急，慢慢来。先把书读好，把本事练好。”
山山睡了，曹大林却睡不着。他想起另一个人——阿雅。那孩子今年初中毕业了，该考高中了。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择？
第二天，六月十六日，阿雅来了。不是一个人来的，是和莫日根一起来的。祖孙俩骑着马，风尘仆仆。
“曹主任，阿雅有事跟你商量。”莫日根开门见山。
阿雅长高了，黑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他从书包里拿出成绩单：全年级第三，可以考县里的重点高中。
“老师让我报县一中，说能考上大学。”阿雅说，“但我……我想报县林业中专。”
“为什么？”曹大林问。
“林业中专学造林、护林、野生动物保护，”阿雅说，“学了就能用，毕业就能回山里工作。高中还要三年，大学四年，太久了。”
莫日根叹口气：“我跟他爸吵了一架。他爸想让儿子考大学，跳出大山，去城里工作。我觉得，阿雅喜欢山里，就让他留山里。”
曹大林明白了。这是典型的代际冲突：父辈想让孩子“跳出农门”，祖辈想让孩子“守住根本”。阿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你自己的想法呢？”曹大林问阿雅。
阿雅想了想：“我想学保护山林的本事。但我也知道，爸爸是为我好。城里机会多，生活好。”
“生活好，就是幸福吗？”曹大林反问，“在城里坐办公室，比在山里自由自在更幸福？”
阿雅答不上来。他才十五岁，回答不了这么深的问题。
曹大林提议：“这样，你在这儿住几天，跟合作社的年轻人聊聊，看看他们怎么想。然后你再决定。”
阿雅同意了。
接下来三天，阿雅在合作社到处转。他跟刘二愣子聊，跟赵强聊，跟孙小虎聊，也跟手工艺部的师傅们聊，跟药圃的老药农聊。
刘二愣子说：“我初中毕业就回屯子了。不是考不上高中，是觉得书本上的东西，不如山里的东西实在。现在我在合作社，干得有劲，挣得不少，还学了真本事。不后悔。”
赵强说：“我差点去城里打工。是我爹拦住了，说打工是吃青春饭，学手艺才是长久计。现在我在合作社管账，还学电脑（县里培训学的），觉得挺好。”
孙小虎说：“我高中毕业，本来可以考大学。但我选择了回合作社。为什么？因为这儿有我想做的事——保护山林，传承文化。这事有意义，比挣多少钱都有意义。”
手工艺部的孟库师傅说：“我儿子在省城工作，一个月挣三百，听起来多。但租房吃饭去掉一半，剩下的还不如我在合作社挣得多。而且，他干得不开心，说像机器。我干得开心，每件作品都有成就感。”
药圃的张大山说：“我孙子在县里上学，每次回来都说：‘爷爷，您这活儿累，不如进城。’我说：‘孩子，累是累，但心里踏实。看着药材一天天长，看着山一天天绿，这踏实，钱买不来。’”
阿雅听了这些话，心里有谱了。但他还想听听父亲的想法。
第四天，阿雅的父亲从阿里河赶来了。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县林业局工作，算是“跳出大山”的成功者。
父子俩在合作社的会议室里谈话，曹大林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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